海院师说（29） | 豚跃伶仃，守海廿载——吴玉萍教授分享海洋生态保护的坚守与求索

导语：

近日，我院吴玉萍教授做客“海院师说”，与师生畅谈二十余年扎根珠江口的科研之路。从锚定中华白海豚研究方向的初心萌发，到攻克海上观测、海洋环境污染防控的科研难关；从助力港珠澳大桥生态保护的实践探索，到推动科研成果落地、深耕海洋科普的责任担当，吴教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坚定的科研初心，诠释了海洋科研工作者守护蔚蓝、践行海洋强国战略的使命与担当，也为青年学子投身海洋事业指明了方向。

嘉宾：吴玉萍 教授

采访、文字：2025级本科生 苏轩

采风：2024级本科生 褥芸

  
嘉宾简介： 吴玉萍，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海洋哺乳动物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研究，尤以中华白海豚等海洋鲸类为研究对象。她是我国近岸鲸豚保护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之一，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海洋珍稀动物种群生态、污染生态毒理及栖息地保护等方面取得系列创新成果。其研究深度融入国家重大工程实践，为港珠澳大桥等项目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关键科学支撑。曾获广东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并积极推动科研成果科普转化，推动并参与《中华白海豚》等纪录片创作，致力于提升公众海洋保护意识。

第一章：缘起·当好奇遇见责任

导读：一切始于对生命奥秘的好奇，和一份对发展中的海洋所应承担的责任。是什么让吴玉萍教授选择了中华白海豚，并决心为此付出一生？她的回答，连接着个人兴趣、科学价值与家国情怀。

苏轩：吴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做客“海院师说”。您深耕珠江口中华白海豚保护研究二十余载，还参与了《中华白海豚》纪录片的创作，这部纪录片也让更多人看到了您背后的科研心血。想请教您，最初是什么契机让您将研究方向锚定在以中华白海豚为代表的海洋鲸豚身上，又是什么让您决心将这份研究作为长期的事业追求？

吴玉萍教授：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工作，源于珠江口海洋经济建设的大力发展，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海上风电建设及大湾区建设等大型工程推进，我们作为海洋工作者，理当承担起相应的海洋科研使命。珠江口是人类活动密集的海域，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地与人类活动区高度重叠，我很关注它们如何适应这样的环境，又在承受怎样的生态压力。

真正让我锚定这个研究方向的，一是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生态保护价值极高；二是它是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物种，其生存状况能反映整个近岸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而让我长期坚持的因素，一方面是研究本身的长期性，像中华白海豚的种群动态变化、体内环境污染物的累积特征及其长期健康效应等，都需要持续、多年的数据积累，这是一个越做越有价值的方向；另一方面是日益增强的责任感，研究越深入，越能看到人类活动如航运干扰、栖息地压缩、新型污染物输入等对它们的持续复杂影响，没有长期系统的科学研究，很多保护措施就缺乏依据。

至于《中华白海豚》纪录片，它不只是科研工作的展示窗口，更是一次对外沟通的尝试。科研论文多写给同行看，而纪录片希望让公众看到，在我们依赖的这片海域，还有这样一个脆弱但顽强的生命群体。能让更多人理解、关注它们，这也是科研工作的重要延伸。从最初的关注，到主动选择，再到长期坚持，其实是科研兴趣、科学价值和社会责任逐渐叠加的结果。

苏轩：中华白海豚被称作“海上大熊猫”，珠江口又是全球繁忙海域，它面临着航运、污染、填海等多重挑战，研究难度远大于陆生珍稀物种。在二十余年的研究历程中，您是否遇到过让您觉得研究难以推进的时刻？支撑您持续深耕的核心信念又是什么？

吴玉萍教授：开展中华白海豚等海洋鲸类相关研究的难度确实很大，海上作业受天气和海况影响明显，能见度低、个体出现时间又极短，常常连续多天出海却获取不到理想数据；再加上样品获取困难、长期监测成本高，这些都会让研究推进遭遇阻碍。但我也更清楚，这类研究本身就需要长期积累，种群变化、海洋环境污染的长期影响，不可能通过短期数据得出结论，必须依赖持续、稳定的研究。

我坚持下来的信念很明确：中华白海豚是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和指示物种，保护中华白海豚，就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守护海洋生态安全，守护国家海洋资源安全。

苏轩：二十余年里，您始终聚焦以中华白海豚为代表的珍稀物种保护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精力。在您看来，投入如此多的人力、物力研究并保护中华白海豚，其最深层的科学价值与生态意义是什么？

吴玉萍教授：从科学角度看，中华白海豚是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它处在食物链顶端，寿命相对较长、体内有大量脂肪，可通过摄食等途径累积较高浓度的海洋环境污染物，因此是研究海洋环境污染物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健康效应的理想物种。

从生态意义上讲，中华白海豚是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保护它，不只是保护一个物种本身，更是在保护它所依赖的栖息地、水环境和食物资源等，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换句话说，当中华白海豚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时，往往意味着整个近岸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也在提升。

第二章：攻坚·在看不见的地方“看见”

导读：研究中华白海豚，难如大海捞针。出水时间以秒计，栖息地复杂浑浊。吴玉萍和团队如何突破天然屏障，从早期“靠天吃饭”的观测，发展到建立“天空地海”一体化的技术体系，实现从模糊到精准的认知飞跃？

苏轩：二十余年里，您无数次赴珠江口开展海上野外研究，海上工作环境远不如实验室便利，在您的研究经历中，是否有某一段海上研究的经历，对后续的白海豚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玉萍教授：研究早期，研究条件比较艰苦，海况复杂、能见度低，可能连续几天都观测不到海豚个体。但有一次，天气状况相对良好时，我们短时间内连续记录到了多群动物的活动，包括觅食、迁移、社交、群体协同等，而且这些活动都集中在特定水域。

这些经历让我们有了一个重要认识：中华白海豚的出现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与海洋环境条件和食物资源分布高度相关。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们的研究重点从“记录是否出现”，转向了研究“为什么在这里出现”，开始综合分析栖息地选择机制、食物资源以及环境因子等协同作用，让研究更有针对性。

苏轩：研究海洋哺乳动物的难点是行业共识，中华白海豚出水时间短、珠江口水文条件复杂、能见度低，这些天然限制给观测和研究带来了诸多阻碍。您的团队是如何突破这些技术瓶颈的？是否有自主研发的技术或独创的研究方法，成为团队的核心研究成果？

吴玉萍教授：这个问题说到了我们研究中“硬核”的部分，在看不清、摸不着、也很难长期跟踪的海洋环境里，获取可靠数据是关键。首先，在种群动态和行为观测方面，我们没有依赖单一手段，而是建立了一套“人工智能”+“天空地海一体化多技术融合”的观测新体系，结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船只目视调查以及被动声学监测和环境DNA等方法。例如：无人机能从空中连续跟踪个体，弥补海面观测时间短的问题；被动声学设备则能在水下长期“监听”，即便夜间或能见度极低，也能获取海豚的活动信息。这种“空中+水面+水下”的立体观测，大大提高了我们对珍稀动物行为和分布成因的认识精度。

其次，在健康状况评估方面，我们发展了多种非侵入式的评估方法。比如通过智慧无人机拍摄的影像，分析海豚的体型轮廓，判断其营养状况，看背部曲线和塌陷等特征；结合长期积累的智能照片识别技术，还能追踪个体的生长、受伤和恢复情况。这些方法避免了传统技术对动物的干扰，更适合珍稀物种的长期研究。

苏轩：您的团队研究发现，珠江口白海豚体内污染物蓄积水平处于全球高位，种群数量也呈衰退趋势。首次得出这一研究结论时，您对珠江口白海豚的保护研究做出了怎样的判断？这一结论又如何推动了团队后续研究方向的调整？

吴玉萍教授：我们团队研究结果发现，珠江口中华白海豚体内某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处于全球较高水平，同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时，团队内部有一个清晰的判断：这不仅仅是单一环境问题，而是“多重压力叠加”的系统性风险，环境污染物暴露、航运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因素，很可能在共同作用，并对种群产生长期、累积性的影响。

这一认识让我们意识到，单纯从某一个因素切入，很难全面解释种群变化，也难以为物种保护提供有效支撑。后续研究中，我们做了两方面重要调整：一方面是从“现状描述”转向“机制解析”，过去更多关注海洋环境污染物负荷和分布特征，之后更重视海洋污染物在食物网中的传递、生物累积过程，以及其对机体健康的影响机制，把“暴露”与“效应”连接起来；另一方面是从“单要素研究”转向“综合解析”，将海洋环境污染、生态环境变化和珍稀动物种群动态结合起来，构建更系统的分析框架，评估不同压力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叠加效应。

第三章：护航·世纪工程中的生态底线

导读：港珠澳大桥建设时，“白海豚不搬家”是一项庄重的生态承诺。吴玉萍教授团队深度参与其中，用科学数据在国家级工程与脆弱生态之间寻找平衡。他们的工作，为重大工程与生态保护协同树立了典范。

苏轩：港珠澳大桥建设时，“白海豚不搬家”是一项重要的生态承诺，您深度参与了其中的生态保护工作，成为重大沿海工程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的典范。想请教您，当时在工程建设与白海豚保护的平衡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团队采取的核心应对举措有哪些？

吴玉萍教授：中华白海豚是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的重要指示物种。在港珠澳大桥施工和运营期间，有效实施中华白海豚和环境保护是亟待解决的区域生态安全问题。本团队以中华白海豚等珍稀生物为主要研究对象，构建了全球最丰富的中华白海豚个体辨识数据库，阐明了种群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解析了大桥施工过程种群迁徙机制，建立了中华白海豚种群动力学模型，发现了种群结构动态变化规律；结合港珠澳大桥工程建设中与环境影响相关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海洋生物资源保护技术体系，提出了施工海域中华白海豚保护技术方案和操作规程，对海洋鲸类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为政府制定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可以概括为：工程强度高、时间要求紧，而白海豚对环境变化又非常敏感。如何在不影响国家重大工程推进的前提下，把对中华白海豚的干扰降到最低，是一个现实且复杂的平衡问题。

大规模施工不可避免会带来水下噪声、船舶活动增加以及局部水文环境改变，而中华白海豚对栖息地有一定依赖性，干扰过强可能影响其觅食和活动范围，难点就在于把“不可避免的影响”控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团队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首先，建立全过程、动态化的生态监测体系，在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后持续开展监测，实时掌握中华白海豚的分布和活动变化，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其次，推动“监测-调整”的适应性管理机制，根据监测结果，对施工时间、作业强度和船舶活动进行动态优化，在白海豚高频活动区域尽量减少干扰；第三，提出并落实一系列针对性的减缓措施，包括优化施工工艺降低水下噪声、设置生态缓冲区域、加强船舶管理等，从源头减少对中华白海豚的影响。

这一模式的关键不在于完全没有影响，而在于通过科学监测和动态调控，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的相对协调，也为类似沿海重大工程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把生态保护前置，并贯穿到海洋工程全过程。

第四章：共赢·寻找保护与发展的公约数

导读：保护不能脱离民生。海洋生态保护常与渔业、航运业发展存在短期冲突。吴玉萍教授的实践表明，科学与智慧能找到双赢之路——通过精细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并通过创造新的价值，将保护行为转化为社区发展的机遇。

苏轩：海洋生态保护常与沿海渔民、航运业的短期发展利益存在冲突，这也是海洋保护工作的难点所在。在您的保护实践中，如何实现海洋生态保护与沿海社区民生福祉的双赢？是否有可借鉴的实践案例？

吴玉萍教授：这个问题是海洋保护中最现实、也最复杂的一部分。我的体会是，如果保护措施仅仅停留在“限制”和“管控”，往往很难长期奏效，关键在于找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的结合点。

在实践中，我们主要从两个方向推进：一是推动基于科学证据的精细化管理，通过长期监测明确中华白海豚的核心活动区域和关键时间段，在这些区域或时段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其他区域则优化利用方式，在保护关键栖息地的同时，尽量减少对渔业和航运的整体影响，避免“一刀切”；二是探索生态保护与替代生计相结合的路径，把白海豚保护与生态旅游、科普教育等结合起来，让当地社区能从“保护行为”中获得实际收益，将原本的利益冲突转化为共同利益。

从案例来看，珠江口部分水域在加强保护的同时，发展了以中华白海豚保护为核心的生态科普和公众教育活动，既提升了公众的海洋保护认知，也为当地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说明只要路径设计合理，保护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发展资源。

第五章：转化·让科学走出实验室

导读：科研成果的价值在于应用。吴玉萍教授认为，科学家不能只是数据的生产者，更应是问题的“解析者”、管理的“建议者”和公众的“沟通者”。她的工作，始终致力于完成从知识到行动的“最后一公里”。

苏轩：当前您的团队研究最聚焦的关键维度是什么？在过往的研究成果中，是否有某一项发现或突破，为珠江口的以中华白海豚为代表的鲸豚类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让保护工作看到了实质性的进展？

吴玉萍教授：目前我们团队主要开展海洋鲸豚的种群动力学和生态毒理学研究，围绕这个核心，重点从几个方面推进：一是构建了一套“人工智能”+“天空地海一体化多技术融合”的智慧观测新体系，在非侵入式种群健康评估方法上探索，这为中华白海豚长期监测提供了可行路径，持续跟踪个体状态变化，让保护工作不再依赖零散数据，而是建立起系统的动态监测体系；二是研究海洋环境污染物在环境-食物网-个体-种群中的迁移与转化过程，利用我们团队搭建的海洋鲸类体外毒理学研究平台，多维度深入分析海洋环境新污染物是否会对机体产生实际的生物学效应，以及这些效应是否会进一步影响种群层面的变化。

比如我们发现珠江口白海豚体内部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处于全球鲸类的较高水平，这不仅让“污染压力很大”从定性判断，变成了有数据支撑的定量认识，也能为政府部门在污染精准防控、重点区域保护等方面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我们在海洋鲸类种质库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突破，这些研究成果都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技术的支撑。

苏轩：从实验室的科研数据，到落地的海洋生态保护措施，再到推动形成全社会的保护共识，这一“从知识到行动”的转化过程，您认为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科研工作者在其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吴玉萍教授：在我看来，“从知识到行动”最关键的环节，是把科学结论转化为“可执行的管理信息”。科研数据本身复杂且专业，如果不能被管理部门理解和采用，就很难真正落地。关键不只是“发现了什么”，更要回答三个实际问题：问题在哪里？影响有多大？应该怎么做？只有把科研结果转化为清晰、可操作的建议，比如重点保护区域划定、关键时段管理、污染物管控优先级等，才能真正推动保护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科研工作者至少要扮演三个角色：第一是问题发现者和证据提供者，通过长期系统的研究，把模糊的生态保护问题变得可量化、可验证，这是基础；第二是问题“解析者”，需要把专业的数据和模型，转化为管理者能理解和使用的语言和工具，这在实际工作中非常关键；第三是沟通者和推动者，不仅要与政府部门对接，还要面向公众进行科普，让更多人理解保护的必要性，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

苏轩：您不仅是深耕科研的科学家，还是广东省“三八红旗手”，同时带领团队走进中小学、社区开展海洋科普工作。在您看来，科研工作者走出实验室、开展科普工作，其核心意义是什么？这是否也是现代科学家的重要责任？

吴玉萍教授：在我看来，科研工作者走出实验室开展科普，核心意义在于让科学真正“被看见、被理解、被使用”。很多科研成果如果只停留在论文中，影响是有限的，公众不了解这些问题，就很难形成真正的保护共识。因此，科普的本质，是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公众可以理解的认知，从而推动更广泛的社会参与。

这确实是现代科学家的重要责任。今天的科学研究，早已不只是“解决学术问题”，还需要回应社会需求。尤其是在生态环境领域，科研成果最终是要服务于公共决策和社会行动的，科普就是连接科研与社会的重要桥梁。

苏轩：您是如何让专业的海洋保护知识变得通俗易懂，让科普像种子一样在孩子和居民心里生根发芽的？

吴玉萍教授：把专业知识讲“通俗”，关键不在于简化内容，而在于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首先，尽量把抽象的科学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日常经验，比如讲中华白海豚的生存压力时，从大家熟悉的航运、城市发展入手，让大家意识到这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其次，多用直观的表达方式，比如图片、视频，甚至无人机拍摄的画面，让大家“看见”中华白海豚的生活状态，对孩子来说，看见往往比听懂更重要，有了直观印象，理解就会自然发生；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互动，在科普活动中，我们不会单向讲解，而是鼓励提问、讨论，让孩子和居民参与进来，当他们开始主动提问题，就说明科普的“种子已经种下了”。

寄语·致未来海洋的守护者

导读：回顾二十多年历程，吴玉萍教授分享了她的核心收获，也剖析了新时代对海洋生态保护研究者的新要求。对于有志于此的青年，她的寄语真诚而深刻：这份事业需要扎实的功底、跨学科的视野、非凡的耐心，以及一份将个人志趣融入国家需求的使命感。

苏轩：您认为一名优秀的海洋科学研究者，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科研创新能力外，还应兼具哪些特质，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海洋生态保护的科研责任与社会使命？

吴玉萍教授：除了扎实的专业能力之外，一名优秀的海洋科学研究者，还需要具备几种“跨出学科本身”的特质。首先是长期坚持的耐心，海洋生态问题具有复杂的长期性、累积性，很多结论只有通过多年数据才能显现，缺乏耐心很难把问题看清楚；其次是跨学科的视野，海洋生态保护涉及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环境化学乃至社会经济因素，单一学科很难给出完整答案，能够整合不同领域的方法和思路，是非常关键的能力；第三是沟通与转化能力，科研成果如果不能被管理者理解、被公众接受，就很难转化为实际行动，因此，把复杂问题讲清楚、把科学结论转化为可执行措施，尤为重要。

苏轩：相较于传统的海洋科学研究，当下的海洋生态保护研究，对科研工作者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吴玉萍教授：相较于以调查和基础认知为主的传统海洋科学研究，当下的海洋生态保护研究，对科研工作者提出了更高、更综合的要求。首先，是从“描述现象”走向“解决问题”，过去更多关注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现在更强调机制解析和风险评估，最终目标是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这就要求研究更加系统、结论更具应用性；其次，是更强的跨学科结合能力，当前很多生态问题，本质上是污染、生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叠加的结果，需要把生态学、分子生物学、环境化学以及数据模型等多方面结合起来，单一学科难以独立完成。
 

苏轩：海洋生态保护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和全社会的持续努力。您认为，推动我国海洋生态保护工作走深走实，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吴玉萍教授：在我看来，推动海洋生态保护真正“走深走实”，最关键的因素是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长期协同机制。首先，基础是持续、可靠的科学研究，只有长期持续研究的数据，才能看清生态变化的趋势和问题本质，避免保护措施流于短期或经验判断；其次，是科研与管理的有效衔接，科学结论能够转化服务于管理政策，比如海洋空间管控、污染精准防控、海洋污染治理优先等级等，否则再好的研究也难以落地；第三，是多方协同，海洋生态保护涉及政府、科研机构、企业以及沿海社区，缺乏协同容易出现目标不一致甚至相互抵消的情况；最后，是公众参与和社会共识，只有更多人理解保护的必要性，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定成本，相关措施才能长期稳定推进。

苏轩：当前国家大力推进“海洋强国”战略，海洋生态保护意义重大，许多青年学子渴望投身相关研究，同时青年科研工作者也面临着考核、技术瓶颈等现实挑战。作为深耕海洋研究二十余年的前辈，您认为他们在专业与思想上应做好哪些准备？

吴玉萍教授：从专业层面来看，首先要打牢学科基础，无论是生态学、环境化学还是数据解析能力，都是后续开展研究的根基；同时，要尽早建立跨学科视野，今天的海洋生态问题，很少是单一学科可以解决的；此外，还要有长期积累数据和做“慢研究”的准备，很多重要结论往往来自长期持续的观察与分析。从思想层面来说，更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是耐心和定力，科研过程中难免遇到瓶颈、数据不理想甚至方向调整，这些都是常态，关键是能否坚持把问题做深做透；

第二是科学问题导向意识，不要只停留在“做了什么技术”，而要始终思考“这个研究解决了什么科学问题”，在生态保护领域，这一点尤为重要；

第三是责任感，海洋生态研究不仅是学术工作，也与国家战略和利益密切相关，要服务于国家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安全。

苏轩：回顾二十余年的鲸豚保护研究之路，您认为这份研究工作，给您带来的最核心的收获是什么？

吴玉萍教授：回过头来看，这二十多年的研究，最核心的收获其实不只是具体的科研成果，而是对海洋科学的更深理解：如何用长期、系统的科学研究去保护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一方面，是在科学认知上的积累，通过持续的研究，我们逐渐把原本零散的现象，转化为对种群变化、海洋环境污染迁移转化以及生态风险的系统认识，这种“从不确定到相对清晰”的过程，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收获；另一方面，是对科研意义的理解在不断加深，早期更多是出于兴趣和科学问题驱动，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研究不仅是为了发表成果，更是为了为实际的海洋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这段经历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到长期坚持的价值，很多重要发现，并不是某一次关键实验的结果，而是多年数据积累后自然显现出来的。

苏轩：衷心感谢您的精彩分享。从初心坚守到科研攻坚，从实践担当到寄语青年，您以严谨治学态度与深厚家国情怀，为我们诠释了海洋科研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您的教诲与坚守，必将激励更多青年投身海洋保护事业，助力海洋强国建设。本次访谈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

结语：

二十余年，珠江口的潮水涨了又退，吴玉萍教授对中华白海豚的守望从未间断。她的故事，没有惊心动魄的瞬间，却充满了时间沉淀的力量。这份力量，源于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生态的敬畏，以及对脚下这片海洋深沉的责任。她的工作，不仅守护着“海上大熊猫”的栖息地，也为所有后来者照亮了一条可追随的、坚实的科研之路。